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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个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第九次公布 专家呼吁立法推进强制信息公开

作者:刘民 荆超 来源:经济导报-山东县域经济网 2018-12-28

12月25日,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与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共同在北京发布“2017-2018年度120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评价结果”,公布的信息涉及重点企业排放数据、清洁生产审核、环境监......

12月25日,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与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共同在北京发布“2017-2018年度120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评价结果”,公布的信息涉及重点企业排放数据、清洁生产审核、环境监管、污染源自行公开等多个方面,包括北京、济南在内的全国120个城市污染监管信息。

这是IPENRDC2009年以来第九次公布全国环保重点城市的污染源监管信息。本次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以及阿里公益和阿拉善SEE基金会等政商学界人士齐聚,专家建议通过立法推进信息强制公开成为媒体关注的亮点。

大咖齐聚体现关注程度

25日的发布会,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主任贾峰,阿里巴巴公益基金理事长孙利军,阿拉善SEE基金会污染防治项目审核委员会主席朱仝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王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等悉数出席,围绕十年来120个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信息公布的进展和不足进行研讨,探讨了如何进一步完善机制,让环境信息公开助力污染攻坚,服务城市和企业的绿色发展。

本次发布的120城市污染源信息公开PITI指数报告,显示中国环境监管信息公开在20172018年度继续扩展,一批领先城市的日常监管信息公开正趋向常态化,但达成污染攻坚目标要求更多地区跟进。PITI指数从系统、及时、完整和用户友好四个维度,对涉及污染源管理的日常监管、自行监测、举报回应、排放数据、环评信息等五大项进行量化评价。本期评价覆盖全国120个重点城市,最终温州以81分的成绩名列第一,北京、泰安和青岛分列二到四名,它们的得分都创下了PITI指数9年来的新高,宁波、东莞、淄博、济南、杭州、烟台进入了前十名。

本期评价识别的最大亮点,是污染源信息公开数据量的巨大增长。本期评价是基于蔚蓝地图20172018年收集到的近百万条企业超标违规记录,以及5.84亿条企业自行监测数据而完成的。

“我们在收集环境信息的过程中,常常发现有企业受到社区反复投诉举报,但却从未有过公开的环境违规记录或处罚信息。本期评价中,一批曾被反复投诉举报的企业,在中央环保督察中首次被确认存在环境违规,并被责令整改。”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中央环保督察是信息公开的强有力推动,20172018评价期间中央环保督察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大量的举报投诉被交办到当地,要求在30日内按照督查要求制定整改方案,并向社会公开。生态环境部也通过媒体和自媒体,主动密集对外公布环境违法案件。随着一批老大难问题得到跟进和解决,公众参与积极性进一步得到调动。2017年,“全国12369环保举报管理平台”接受举报量飙升到618856件,2018年投诉举报数量维持在高位运行。

专家建言加大强制力度

据了解,监管信息的系统发布激发更多企业做出转变。基于蔚蓝地图收集的环境监管信息,两年来已推动近4000家供应商对其环境违规问题作出整改或披露。2018年以来,蔚蓝地图数据已开始被银行、金融机构采用,用于绿色信贷和风险管控,也服务于绿色证券、绿色债券和绿色保险。

本项目的合作单位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的专家认为,经过近十年的积累,中国的环境信息公开取得了长足进步,开始成为绿色供应链、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多个领域的有用工具。下一步我们需要在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领域继续推进,并开始探讨环境信息在减碳领域的应用。

然而,在污染源日常超标违规信息披露取得较大突破的前提下,本期评价发现,仍有一些地区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严重滞后,企业强制信息披露仍缺乏进展。 同时,由于对重点排污单位信息公开的渠道、内容、形式、频率缺乏明确要求,新《环境保护法》相关规定仍未得到有效实施;作为公众监督大型企业排污的重要基础,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实时公开在贵州、青海、甘肃等地区出现明显退步;而评价期间一系列危险废物非法倾倒、处置、转移案件,以及泉州港碳九泄漏事件,则暴露出有毒有害物质强制披露制度仍亟待建立。

面对污染防治攻坚战面临的新形势,本期评价报告提出了四项主要建议:一是将“信息公开”纳入新一轮环保督察的范围,推动部分环境信息公开落后地区取得进展;二是通过完善立法和政策制定,落实基于重点排污单位的企业自行公开要求;三是建立企业强制环境信息披露PRTR制度;四是配合“放管服”改革,充分运用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提升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效率。

与会的法律专家建议环保部加大对信息公开不力地区的问责力度。中国政法大学王灿发教授是著名的法律专家,参与了多部环境法规的起草与修订。他认为,当前存在的问题一是我们现在采用的是瞬间信息,不能像欧洲国家那样可以留存,可以随时进行调研。二是公开的监管信息只有三分之一,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三分之二的合格线?三是要让企业主动公开负面信息太难,需要从国家层面立法强制执行。四是危险化学品的信息公开存在极大难度。他从政府官员、学者、社会组织和普通公众四个方面提出了加强信息公开的切实建议,指出:“我们的信息公开‘渐成常态’,但是也‘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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